打仗时，指挥官首先得琢磨清楚敌我人数对比这个关键问题。对此，古代兵书《孙子兵法》有说法：“要是兵力是敌人的十倍，那就包围他们；是五倍的话，就直接攻打；要是多一倍，就把敌人分开对付；人数相当，那就能跟敌人干一架；人少的话，那就赶紧撤；要是明显不如敌人，那就躲远点。”

《孙子兵法》里讲的就是这个理儿，要是咱们的人马是敌人的十倍，那就直接把他们围起来；要是咱们有敌人五倍那么多，那就冲上去干他们一票；要是咱们人数刚好比敌人多一倍，那就得想办法把敌人拆开打；要是咱们和敌人兵力差不多，那就得琢磨怎么打败他们；要是咱们人少，那就得撤退；要是实力不如人家，那就别硬碰硬，躲着点打。

军事大牛孙子早就讲明白了，要是咱们的兵力没敌人多，那就得撤退，最好别硬碰硬。但打仗这事儿，得玩点心眼儿。咱们军队里牛人可不少，好几次都是人少打赢人多。比如说徐帅在晋中那场仗，咱们6万人对上了阎锡山的10万大军；还有刘帅在定陶，5万人就敢跟国民党30万干；粟裕在淮海战役更牛，60万对80万。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，说都说不完。但你看，这些仗咱们跟敌人的兵力差距都没超过5倍，人数差太多，确实难打。

但咱人民军队，那绝对是中华历史上最牛的一支队伍，啥没碰见过的仗都敢上。你信不信，就算敌人数量比我们多出十倍不止，咱们军队里还是有人能沉得住气，照打不误。

咱们得明白，《孙子兵法》里头讲了，要是敌军人数是咱们的十倍，那就把他们围一圈。按常理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想活着逃出去，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但话说回来，咱们军队里，常常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。

【我军第一个面对敌军人数是我军10倍以上情况的是彭德怀元帅。】

1929年1月份，国民党又对井冈山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的“围剿”行动，他们这次派来了3万多人的军队。

毛主席想了个法子，就是“调虎离山”，他亲自带着红四军的主力，一共3600人和1100条枪，直奔江西最南边，就是那个赣、湘、粤三省交界的大余县。在毛主席看来，大余县就像是“强敌的地盘”，而井冈山就是咱们得守住的“老家”。他的计划是攻打大余县，让那些围着井冈山的敌人跑去那边，这样咱们就能解井冈山之围了，这也就是他的“调虎离山”计。

但有时就算策略没错，实力差距太大也是个问题。我军还是陷入了麻烦，因为敌人分了一部分兵力去救援“魏国”的大余，但还有差不多3万人留在井冈山“赵国”那儿围着。那些正在攻打井冈山的敌人，不光没放松包围，反而越打越猛了。

这时候，守在井冈山上的是彭德怀带着的红五军。说起来是个军，但其实彭老总手里头也就七百来号人。彭老总自己说过：

攻打井冈山的敌人，他们总共的兵力差不多有12到14个团那么多。要是一个团大概算它有2000人的话，那敌人总人数就在2万4到2万8之间了。我们这边呢，只有七八百人，跟敌人比起来，那就是敌人强我们弱，人数上他们比我们多了三四十倍。

尽管两边人数差距巨大，差了三十多倍，彭总还是决定要打这一仗。可结果呢，井冈山还是没守住。但彭总没放弃，带着人突围了出去。

【第二个面对敌军人数是我军10倍以上情况的是毛主席。】

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，其中第三次与第五次在兵力对比上尤为悬殊。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中，红军面临了极大的压力。当时，红军的兵力仅有3万人，而国民党军的兵力则高达30万，兵力人数比达到了惊人的1比10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极端劣势下，毛主席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灵活的战略战术，成功地击败了敌军，取得了胜利。时间推移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我军的兵力增加到了10万，但敌军的兵力更是膨胀至100万，兵力人数比仍然保持在不利的1比10。遗憾的是，在这次战役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正确领导被边缘化，导致我军最终未能抵挡住敌军的强大攻势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。

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，人数有8.6万之多。但打完了湘江战役，人数就一下子掉到了3万。

四渡赤水那会儿，敌军阵容强大，有蒋介石的亲信中央军八个师，湘军三个师，川军十五个旅，还有滇军和黔军一共六个师，加起来有四十万大军。毛主席这回又碰到了难题，敌军人数是我们的十多倍，而且这回还没了大山老林给我们挡着。

老蒋打算把红军困在长江南、乌江北那一小块地方，也就七八平方公里大的山崖地界。朱老总、周总理军事上虽有能耐，但要把红军从这地方带出去，也是力不从心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

遵义会议，中央起初安排毛主席在军事上协助周总理，或许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等于把一个棘手的烂摊子交给了毛主席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毛主席竟然力挽狂澜，在双方兵力差距极大的不利局面下，他成功扭转了战局，为红军带来了胜利的希望。

长征结束后，咱们军队的三大块主力终于聚到了一块儿，力量也壮大了不少。后来，队伍不断发展，人数嗖嗖地往上涨，再也没有哪个敌人能是我们人数的十倍了。所以啊，说到那种敌人十倍于我们的情况下还敢打的勇气，也就只有毛主席和彭总两个人展现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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